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结果,六和之家论坛,662661.com,77663com蝴蝶心水论坛

77663com蝴蝶心水论坛 主页 > 77663com蝴蝶心水论坛 >
太平军战事与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
发布日期:2019-09-11 23:54   来源:未知   阅读:

  自17世纪以来,中国茶叶作为外贸商品,在逐步走向全球的同时,也输出了“茶文化”,培育了茶叶消费市场。1780—1833年,中国茶叶输出增长530%,年均增长3.53%左右[3]。这一消费市场在“五口通商”后不断扩大,到太平军战事前后渐趋成熟。按陶德臣的研究,1844 年,上海出口茶叶 1149000 磅,加上广州,出口茶叶共 70476500磅,合639352担。1843 年中国输入俄国茶叶为 12 万箱(每箱约 50 斤),约合 6 万担[4]。1838年印度第一次输出茶叶500磅,合4.5担,而1849年其出口1740担[5],1838—1849年年均出口145担。如果俄国1844年茶叶输入以1843年为参数,1844年印度茶叶输出取平均数145担,那么,除产茶国(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下同)外,全球当时茶叶消费市场699497担。到1852年,中国外贸茶叶为1117354担[6],印度出口茶232000磅[7],合2104担。除产茶国外,全球茶叶消费量为1119458担。相较于1844年而言,1852年全球茶叶消费增长160%,年均增长12.69%。如以此增长率(12.69)为参数,那么到1868年,中国茶叶出口应达11245768担;事实上1868年中国出口1441000担,仅为此预计增长数的12.81%。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太平军战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到1856年达到鼎盛的时期,清政府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也进入白热化、胶着状态。于是,鉴于主要战场几乎与产茶省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湖等重叠,残酷的战争显然滞缓、延迟了茶产业的改进、提高。

  战争造成国际茶叶供需严重失衡。1868年中国出口茶1441000担,而世界总销量为229084400磅,合2078218.7担[1]。从1852年至1868年,全球茶叶消费增长186%,而此间中国出口茶增长129%[2]。太平军战事对茶叶出口贸易产生了极大影响。尽管这一时期包括茶叶在内的农产品的出口在数量上都有增长,但如果没有战乱,增长应该会更大。战争对中国出口贸易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茶叶的价格和供应极不稳定[3]。马士的研究亦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事实:1849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416447担,印度出口1740担,中国占99.58%强;1867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1313567担,日本出口89544担,印度出口53130担,中国占90.02%;1886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2217201担,日本出口275823担,印度出口551078担,锡兰出口60833担,爪哇出口44010担,中国占70.41%[4]。从1849年至1886年,全世界需求增长7.53倍,中国茶叶增长5.32倍。

  众所周知,随着饮茶之风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进行茶叶贸易的洋商获得巨额利润。而五口通商,使洋商掠取茶叶更为便捷。然而太平军战事却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妨碍洋商获取茶叶。各国商人在绞尽脑汁获取更多茶叶的同时,也加速推进开拓和培育新的茶叶供应地。

  1. 拓宽获取中国茶叶的流通渠道。第一,强迫清政府在传统产茶区开通更多通商口岸以获取茶叶。为此,英法等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系列条约,增开大量通商口岸。如1858年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规定开放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系列通商口岸;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让中国开放更多港口城市,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在内战形势下获取所需的茶叶。正如总税务司赫德所言,条约“总是制定者从外国立场出发强迫签订的。因此,极端重视的首先是要求外部(国)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发挥(中国)内部的潜在能力”[5]。

  第二,开辟获取茶叶新的通道。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切断武夷山茶叶通往广州和上海的通道。为了获取茶叶,美国旗昌洋行派遣代理人携巨款到武夷山茶区收购次年贸易用的茶叶,并顺闽江至福州,装船出口,获得巨大成功,“满载而去”,并且“获得了庞大的利润”。据海关统计,1854年从福州输出的茶叶为13万担,1855年从福州出口的茶叶增至27万担[6]。

  第三,与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茶叶贸易。为获得能带来超额利润的茶叶,洋商敢于犯险,到太平天国控制区域,与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茶叶贸易。1848年至1860年太平天国对外茶叶贸易情况如表2所示[1]。

  李秀成经营苏浙时就有“茶、丝换军火”之事,当时的太平天国辖区对外贸易是“流民雨集,百货云屯,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2]。

  2. 开拓和培育新的茶叶供应源。早在此前,担任印度总督的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就对如何稳定获取茶叶表示担忧,认为基于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推断,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3]。而太平天国战争加大了获取茶叶的难度并增加了外商的担忧。外商韦伯推断,“如果叛军能实现他们所声称的占领汉口、九江等沿江口岸的意图,那么不管什么茶,一箱也进不了上海”,他对于下一个茶季很悲观,认为“河口地区和宁州大部分地区叛军大肆劫掠,茶行被毁,农民星散,这自然会减产”[4]。再加上中国地方官员趁乱在茶区肆意收受贿赂,“在外国人购茶款额的总数中,估计有22%或约全数的四分之一是向中国官员们缴纳的税款”[5]。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也迫使英国人加紧开辟新的茶叶供应基地。在获取茶叶难度加剧的情况下,受茶叶贸易超额利润的刺激,加速培育新兴茶叶贸易国被外商提上日程,而新兴茶叶贸易国的出现和成长,意味着全球茶叶贸易体系重构的开启。关于新兴茶叶贸易国的茶叶外贸情况主要如下:

  (1)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其开始认真考虑种植茶叶事宜。但是,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印度茶叶的种植,还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想到要在短期内提供一项重要的输出品[6]。如前所述,1838年印度出口茶叶4.5担,1849年印度出口茶叶1740担;1852年,印度茶叶对英国的出口23万多磅。19世纪50年代,英、印致力于探讨种制技术,“运用了更多的知识技术及资本”[7]。特别是1853年,经阿萨姆经理威林生大力提倡,减少3—4月的采量,印度茶业才走上正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茶园数量不断增多,植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个[8]。印度茶产量稳步增长,已达到相当数量。1852年印茶输往英国的茶叶量为23.2万磅,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1863年又比1859年增加1倍多,1871年印茶入英为1531.16万磅[9]。

  (2)1600年荷兰人最早在锡兰试种中国茶树,未能成功。1840年左右,锡兰移入印度阿萨姆茶苗200余株试植,稍有成绩,但发展缓慢[10]。1841年,德国人瓦姆带回中国茶苗植于锡兰塞拉华的罗斯却特咖啡园,其后瓦姆及兄弟将茶苗移植于沙格马繁殖,并在康得加罗种植中国茶籽[11]。1854年种植者协会成立,茶叶生产得到发展。1866年泰勒正式试制样茶成功,在伦敦受到欢迎。翌年,他开辟茶田20英亩,1868年又输入阿萨姆杂种试种。1873年锡兰仿印度采用机器制茶,茶业日益发展[1]。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种植园的产品在国内外已经获得很高的评价”,“许多在咖啡业有投资的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种植茶树,即便不以茶树代替咖啡,也以之作为咖啡的辅业”[2]。1876年锡兰出口茶200磅,1877年增至1700磅,1880年后超过10万磅[3],1883年达152.3万磅,1887年接近千万磅[4]。

  (3)16世纪末日本茶产已经发展到全国,主要有九州、四国、本州三大茶区,其中以本州岛的静冈最为著名[5]。1856年,日本茶叶开始输往美国,是年仅50小箱,翌年也不过400小箱,数量很有限[6],“安政六年(1859年),横滨开港,米(美)国商人始稍稍购茶……其后输额递加,栽植益盛”[7]。19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茶叶年出口美国10万小箱,近400万磅,比3年前增长2000倍。从1870—1871年度起,日茶始以美国为主要销售对象。1874—1875年度运美日茶,第一次超过了中国绿茶,达2250万磅[8]。日本出口茶叶量为:1868年,101155担;1873年,www.202526.com!133398担;1878年,197566担;1883年,278655担[9]。

  (4)1728年爪哇首次线年爪哇又开始新的试植,同时也开始试制茶叶。1838年巴达维亚的茶厂建立,收集附近茶园鲜叶进行加工制造。1839年爪哇茶已输入荷兰,但此时爪哇茶质量很差,成本昂贵,售一镑要亏本六、七角之多。1860年爪哇茶产量约200万镑[10]。1884年荷属东印度出口爪哇茶叶563.8万磅,占世界茶市的1.8%,排名在中国、印度、日本之后[11]。

  从以上新兴茶叶外贸国的兴起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其兴起时间大多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如印度虽在1838年首次试验成功,但出口只有500磅,合4.5担;到1849年仅1740担左右,1852年为2104担。且按《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之记述,亦可看出,至少1852年前,相对于国际茶叶市场消费额而言,印度茶叶产量可谓微不足道[12]。但此后迅猛发展,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而1863年突破200万磅。锡兰于1854年成立种植者协会,发展茶叶生产,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茶产业链的初步形成及其对茶产业的重视。日本于1856年,开始向美国输出茶叶,其在太平军战事期间增长的速度几与印度相近。1839年左右,爪哇茶与印度茶情况相似,而1860年爪哇茶产量约200万镑。为什么这些国家多在此间试验成功和扩大生产呢?这当然与高额利润刺激分不开,而供不应求是高额利润产生之基础。太平军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供不应求之局的出现亦显而易见。此亦增加外国茶商获得茶叶的忧患意识,同时利润的提升刺激各国加速投入,推进研究。此前各国茶叶生产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试验阶段,之所以能在短期实现突破,虽存在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的因素,但是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供不应求局面和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第二,新兴茶叶外贸国发展时期大体在太平军战事末期至19世纪80年代。太平军战事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直至19世纪80年代经济才基本恢复[1]。以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为例,1866年,中国向英国输出茶叶126872000磅,1871年150295000磅,1876年152168977磅,1881年152559000磅;16年间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增加20%强,但1871—1881年十余年间,仅增长1.5%[2]。此间印度和日本的茶叶出口增长最为突出。比较中国和印度向英国输出的茶叶量如下:1866年,印度输出4371000磅,中国输出126872000磅;1871年,印度13700000磅,中国150295000磅;1876年,印度26733220磅,中国152168977磅;1881年,印度48862000磅,中国152559000磅;印度茶叶输出量从1866年占中国茶叶输出量的3.44%,到1881年占中国的32%[3]。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茶叶,新兴茶叶外贸国发挥后发优势,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迅速提升茶叶产量,终于成为中国的强劲竞争对手,不断抢占全球茶叶市场份额。例如1867年中国茶叶输出占全球总量的90.02%,但1886年中国茶叶输出占全球的70.41%,1905年则降至29%[4]。至此,经过太平军战事的破坏,洋商担忧战争影响茶叶供应,为解决稳定获取茶源问题,促成新的茶叶外贸国的兴起和成长,全球茶叶供应终于由中国垄断世界茶叶外贸市场的格局向中国、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国共同供应全球贸易茶叶的格局转变。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第一,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垄断世界茶叶消费市场。印度在1838年开始出口茶叶,但只有500磅,合4.5担;1849年印度出口达1740担,但中国占有茶叶外贸市场的99.58%。1852年,中国外贸茶叶为1117354担,印度为2104担,中国占有茶叶外贸市场的99.81%,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而在此期间,中国茶叶的增长速度基本上能满足世界茶叶消费的增长速度,且出于创新风险等的考虑,一些欲从事茶叶外贸的国家多处于茶叶种植试验阶段,且进展缓慢。印度和爪哇有些许茶叶出口,日本没有茶叶外贸。因此,中国的茶叶贸易体系即为世界茶叶贸易体系。

  第二,太平天国战争破坏和削弱中国原有茶叶种制运销体系,造成全球茶叶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国的外贸茶叶生产是小农经济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湖和两广等地区,这也是太平军战事的核心区域。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太平天国战争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战争之惨烈、破坏力之大都堪称第一。太平军战事大大损耗此区域劳动力,破坏茶园的种制运销,造成巨大财富损耗,增加茶产业成本,减少本可运用于茶叶研究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等等,从而使茶叶供应的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世界消费市场需求速度的增长,造成供需矛盾。为获取实现超额利润的载体——茶叶,洋商们想尽办法,其中之一即开拓新供应源。

  第三,洋商通过新途径获取茶叶和加速开拓、培育新的茶叶供应地的过程,亦促成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洋商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产茶区附近增开通商口岸、开辟购买茶叶新通道、与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茶叶贸易等途径获取茶叶以谋求暴利。但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国茶产业恢复缓慢,不足以满足世界市场增长之需,于是洋商在自己控制的印度、锡兰、爪哇等殖民地加速研究茶叶种制运销;同时,巨额利润也推动日本茶叶外贸的大发展。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及战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新兴茶叶外贸国茶叶种制试验取得成功,并以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经营方式加以推广。终至19世纪70、80年代,新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取代了由中国垄断世界茶叶贸易市场的旧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1]有关太平天国经济方面研究有:赵后振通过考证和实地调查写就《太平天国钱币新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李楠、林矗采用府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倍差模型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写就《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2015 年第4期);丁进军通过馆藏内务府全宗及宫中朱批奏折中选辑部分档案写成《咸同年间发行官票宝钞档案》(《历史档案》2017年第2期);牟振宇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珍藏的法国领事馆契及相关土地资料,对上海法租界早期土地交易基本特征、时空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写成《上海法租界早期土地交易、地价及其内在机理(1852—1872)》(《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7年第2期);康健、孔康平基于《黟县碧山李氏宗派谱》记录写成《乱世中徽州民众生计模式的转变:基于〈黟县碧山李氏宗派谱〉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廖文辉通过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写成《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1]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8页。

  [2][8]〔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第449页。

  [4]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7页。

  [5]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6][7]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53页,第3663页。

  [1]徐雪药、陈曾年、蒋学桢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2][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第449页。

  [3]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63页。

  [5]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0页。

  [7]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8页。

  [8]《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附卷)(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3页。

  [9]未包含天京失守后太平军转战赣、闽、粤等地区以及从1850至1864年期间与太平军无直接关联的35次战争。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附卷)(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7-85页。

  [10]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19页。

  [11]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七卷(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12]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编委会:《中国近现代史大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1]〔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姜良芹、全先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页。

  [2]〔清〕泰钧:《乡劫记》,转引自《培田吴氏族谱》卷终,福建连城培田吴氏宗祠藏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3]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6页。

  [4]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51页。

  [5]邓泽辉:《灾荒——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55-59页。

  [6]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上海〕《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8]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 1850 年以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9]李楠、林嘉:《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北京〕《经济学》2015年第4期。

  [10]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上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1]〔清〕毛祥鳞:《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洪杨遗事》第1辑(中华文史丛书之十六),〔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6页。

  [12]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1页。

  [1]〔清〕胡有诚:《广德州志》,〔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5页。

  [2]转引自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吴雯、谢敏华:《试论太平天国革命对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影响》,《宜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4]徐晓望:《福建通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20页。

  [6]〔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5页。

  [7]海宁市珍稀史料文献丛书委员会整理:《海宁小志集成》,〔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8]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 45 页。

  [9]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07页。

  [10]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28页。转引自王卫平著:《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1]吴大激:《吴清卿太史日记》,《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329页。

  [12]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8页。

  [15]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16]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7页。

  [17]〔英〕J. F.C.富勒:《战争指导》,绽旭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1]〔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姜良芹、全先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2]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3]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3页。

  [4]数字来源参照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

  [5]转引自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5页。

  [6]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8页。

  [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13页。

  [8]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0页。

  [9]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10][11]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83年版,第338、47页,第361页。

  [12]《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转引自李必樟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

  [1]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2]林志杰:《太平天国腐败亡国及其警世意义》,〔南宁〕《学术论坛》2015年4期。

  [3]根据《东印度公司自中国翰至英伦本土茶叶量的发展趋势(1760—1833年每年平均数)》数据整理,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统计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5页。

  [4]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合肥〕《安徽史学》2016年第6 期。

  [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

  [6]1852年中国广州、上海两个港口输出茶93292250磅,合846333担;1851—1860年年均向俄输出茶363000普特,合13108333. 33磅、118916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估计,中国由陆路运销中亚等地,或由中国帆船运销朝鲜和印度支那等地的茶叶,即海关统计以外的出口茶叶,一年至少有150千担。参见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7]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1]1868年印度茶销量为8132. 4千磅,日本销13487千磅,爪哇销2000千磅,中国销205465千磅,世界总销量为229084. 4千磅。参见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2]王力认为,中国茶叶外贸的深层危机从19世纪60、70年代上海、汉口、福州等主要茶叶出口口岸的海关报告中不时可以看出,其只是被表面繁荣掩盖。参见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3页。

  [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

  [5]〔英〕赫德:《关于中国洋关创办备忘录》,转引自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上海〕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1938年版,论坛主要包括主题峰会、智能雄安高峰论坛、中外数,第179页。

  [6]卫京生:《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福建文史资料》(第一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6、157、159页。

  [1]本表由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工维周、工元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后附表之二中国茶丝输出贸易表改编。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3页。

  [3]〔美〕萨拉·罗斯著:《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孟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页。

  [4]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3页。

  [5]《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转引自李必樟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7]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 ,〔南京〕《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6页,第1188-1189页。

  [10]陶德臣:《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与打击》,〔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1]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资料》(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395页。

  [1]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2页。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8-1189页。

  [3]海关总税务司署:《访察茶叶情形文件》,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社1957年版,第447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5]夏开儒:《世界茶叶地理概述》,《贸易月刊》1942年7—8月号,第35页。

  [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7页。

  [7]〔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8]陶德臣:《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兼论对中国茶业的影响》,〔南昌〕《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10]转引自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南昌〕《农业考古》1996年2期。

  [11]吴觉农:《中国茶叶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9、168、171、193页。

  [12]如果印度1848年前茶叶种制成功,则无与罗伯特·福钧签订偷盗中国优质茶种之必要,且按罗伯特·福钧之日记,1849年秋茶苗偷运至印度成功,根据茶苗生长周期(8年左右为盛产期)等推知,1859年左右印度茶叶外贸大发展与罗伯特·福钧偷运茶苗,培育成功并推广种植关系密切(参见〔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孟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25、250-270页)。当然,发生于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对东印度公司生产茶叶的影响也应被考虑在内。

  [1]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23页。

  [2][3]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第136页。

  [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0页。

Power by DedeCms